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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反腐案5年增10倍 销售、商务拓展两岗位成“雷区”

发布时间:2019-10-09 10:24:52 已有: 人阅读

  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史上最严苛的“反腐”时代。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便有美团、360、小米、暴风集团、滴滴出行、百度共6家企业接连曝光了40余起员工或舞弊案件,与2018年一整年爆出的规模相当。

  上至暴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鑫因涉嫌行贿被公安机关拘留,下至百度一名实习生因违规外传业务数据被辞退,这场“反腐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同样令人咋舌。

  “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一旦组织本身的结构或者角色出现固化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讲,有可能就会产生,因为它会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利益群体会有自己的信息过滤保护系统。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互联网企业,所有的企业都会遇到难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南都发布的《互联网反腐风暴》报告,自2015年以来,主动披露或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互联网公司反腐案件高达210余起,共涉及16家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百度、乐视、360、优酷土豆、58同城、去哪儿网、大疆、暴风集团、美团、小米、字节跳动、滴滴出行、ofo(按照创办时间排序)等,累计涉事人员将近500人。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仅2019年前7个月便有8家互联网公司爆出110余起反腐案件,共涉及220余人被开除或移送至公安机关,案件数量和涉事人数均为2015年的11倍以上。

  对于互联网公司反腐案件频发的原因,陈春花向南都记者表示,“一个组织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一旦组织本身的结构或者角色出现固化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讲,有可能就会产生,因为它会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然后它会有自己的信息过滤保护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仅是互联网企业,所有的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难题。”

  回顾中国第一次互联网创业浪潮始于1994年到2000年,迄今为止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大多走过20年历史,从创业型企业走向大公司的历程中,内部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伴随着互联网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市场中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所以导致受贿行为大幅增加”,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商业合规部负责人姜先良向南都记者表示;其次,今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增大,互联网企业的经营压力不断上涨,所以对员工的考核压力也随之增大,行贿、侵占、、虚报费用等舞弊行为发生的概率相应增大;第三,互联网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的合规管理水平没有相应地提高,合规体系不完善,员工的违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处理,这也是互联网企业反腐案件快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南都记者统计发现,重拳反腐的互联网公司的平均年龄呈现整体降低的趋势。2015年爆出反腐案的4家互联网公司平均年龄为14.5年,但2019年爆出反腐案的8家互联网公司的平均年龄为11年,其中最年轻的互联网公司为ofo,年仅5岁,其次为滴滴、美团和小米,成立时间均不足10年,其中ofo和滴滴均会对内部反腐情况予以定期公布。

  这一方面说明创业型互联网公司也成为行为的高发地带,另一方面意味着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对内部问题的重视程度更高,反腐已渗透到创业型企业的日常管理中。

  南都记者从上述16家互联网公司的210余起反腐案例中提取出具体涉事行为的关键词,按照出现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受贿、牟取私利、职务侵占、虚报费用、行贿、等。其中受贿行为在11家互联网公司的反腐案中均有出现。

  “互联网公司反腐案中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包括:侵占公司财物、违规挪用公司资金、商业贿赂等”,姜先良称,在上述高频行为中,受贿是指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利用职务或工作便利条件,索取或者收受公司内部人员或者外部合作对象财物的行为;互联网公司中的行贿行为,主要发生在公司的业务开展过程中涉及与政府部门、监管机关打交道的时候,给对方输送不正当利益。

  “牟取私利,不是一个独立罪名,它可能涉及收受贿赂,也可能涉及职务侵占公司财物;虚报费用,是员工违反公司财经纪律的行为,通过提供虚假或者虚列项目的方式,多从公司报销的方式侵占公司财产”,姜先良称,而严格意义上属于舞弊而非,主要指在公司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业务员通过恶意夸大公司实力、隐瞒的方式,骗取客户信任获取客户支付的合同款的行为。

  南都记者分析互联网企业反腐案件涉及的人员岗位分布发现,销售、渠道、市场、运营以及商务拓展/BD等为反腐高发区,这与其职位所负责的业务领域中存在较大利益往来有关。

  “从互联网企业案件的发案特点看,主要问题出现在几个领域:一是互联网平台的加盟商与平台之间的非法利益输送;二是在互联网企业资金的对外投资过程中发生的商业贿赂或者职务侵占、挪用等案件;三是企业员工利用岗位职权实施的贪腐行为”,姜先良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涉及销售岗位的互联网企业反腐案中,百度销售人员占比超过一半,而在百度历年来的反腐案件中,公布具体岗位信息的共计有20起,其中销售岗位出现频率最高,为6起。无独有偶,在互联网公司公开披露的11例商务拓展/BD岗位案中,美团占据了10起,近年来美团公布具体岗位信息的反腐案共有19起,其中BD占比超过一半。

  “这跟企业所在领域重点拓展的方向有关,比如说美团业务的一个重点方面就是在商务领域跟客户的签单,这是它最需要拓展的环节,而往往这个环节的监管会放得比较松”,艾媒咨询CEO张毅向南都记者表示,“美团需要更多的商家成为它的合作伙伴,它本身不会对BD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因此为其中环节员工的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销售岗位作为拉动百度广告营收的主力军,近年来同样成为百度反腐的高危地带。一直以来百度的营收主要来自于两部分:在线营销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中大部分来自在线营销业务,即靠在线搜索平台广告拉动的业务。百度财报显示,百度上市以来从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网络营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始终超过95%。近年来百度企业收入比例逐渐增加,但直到2018年在线营销业务占整体营收比例仍为80%。

  在张毅看来,公司内部的案件中,出现的环节,大多是企业产生竞争力的地方,“往往这些环节的监管会比较宽松,或者是监管起来比较困难。”

  企业高管被卷入互联网反腐案件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涉事高管的职位从副总裁、轮值总裁到企业实际控制人均有所波及。

  2015年,腾讯举报前高管刘春宁受贿,2016年,前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优酷出品总制片人卢梵溪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法犯罪;2016年,有“百度太子”之称的前百度公司副总裁李明远因经济问题引咎辞职;2018年时任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接受警方调查。2019年7月底,暴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鑫更是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被公安机关拘留。

  据南都记者统计,自2015年以来共有近3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卷入互联网反腐案件,其中2015年中高层案最为频繁,共爆出8起。2016年和2017年逐年减少,但在2018年和2019年又出现增长态势,其中2018年爆出5名,截至2019年前7个月曝光的互联网反腐案中,已经涉及了7名以上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与普通员工的贪腐案件相比,中高层反腐案中涉事金额普遍较高,其中仅媒体公开报道的金额中从数百万到千万级别均有。

  2014年,腾讯向公安机关举报岳雨和刘春宁两名离职高管贪腐案中,岳雨在腾讯网络媒体拓展部和在线视频部任总监期间与下属侵占公司资产373.9万,岳雨伙同刘春宁受贿70万。

  2017年,蚂蚁金服数娱中心商务经理刘某南,利用负责支付宝客户的准入、投诉管理的职务之便收受贿赂1372.9万元,近日法院判决披露刘某南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2018年12月,据字节跳动披露:其员工汪某作为某业务线年中,除了收受代理商给予的好处费430余万元,还收受了豪华轿车、名表及购物卡等财物。

  2018年11月,58集团合规监察部内部通报58同城原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宋波、原渠道事业部总监郭冬等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代理商财物,数额巨大,影响恶劣。2019年7月,小米发布内部邮件:原市场部员工赵芊,利用职务便利向合作供应商索要好处费,金额较大,损害公司利益。业内盛传赵芊收了供应商700万好处费,但被小米否认。

  除此之外,目前业内传出数额最高者为前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杨伟东。有消息称,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涉案金额可能逾亿,主要问题出在综艺收支往来方面。但该消息未经官方证实。

  “随着高管人员案件的频发,互联网企业如何抓好员工的廉洁从业问题,不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企业内部管理问题,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做好布局”,姜先良指出,高管人员在企业内部掌握较大的管理权力,所以这一岗位必定是企业合规风险的高发地带。

  “公司里有些部门有了权力,不是为用户客户服务,而是变成寻租的工具,这完全违背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我管你是什么鸟人”,7月17日凌晨,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在朋友圈爆粗口评价内部问题。7月16日,360发布内部通报称,经道德委员会查实,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黄晶,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目前,黄晶已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对所有的企业而言,问题都是高压线,但随着各大互联网公司的高速发展,问题也一直屡禁不止。

  对此,陈春花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提出建议加强企业内部人员的流动性,“尤其是利益冲突比较大的岗位,不能让一个人固化在某一个岗位上,这个岗位最好是强制性流动。”

  其次,建议企业要有风控系统和价值观牵引。“我们看到企业发展过程中经营绩效很重要,但是风险控制系统也是同样重要,失去风控系统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问题频发对企业造成非常大的侵蚀和伤害”,陈春花称,“第三个需要企业要有足够强的价值观牵引,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比较扁平,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就更需要企业有比较强的价值观牵引,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最后需要企业真的有决心去面对这件事情,包括动用法律手段,把整个组织的氛围确定下来,然后让它形比较良性的循环,问题才可能逐步杜绝掉。”

  姜先良则强调,互联网企业应完善合规制度体系,“加大舞弊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力度,包括刑事追究,增强合规制度的震慑力;加强合规教育和培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培育浓厚的合规文化;引入互联网大数据加强合规建设,减少制度执行的人为因素,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加大内部考核中的合规比重,强化各级管理层落实合规建设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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